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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黨煽惑」--蔣中正對二二八事件的態度及處置

摘要   本論文應用蔣中正總統檔案(大溪檔案)、蔣介石日記等史料,對蔣中正與二二八事件這個課題進行重新探討。除了論述角度不同,與過去研究相異之處有二:一為運用了大溪檔案過去學者沒有注意到的部分;一為論證國民政府體制運作對蔣氏之制約。   二二八事件前後,蔣中正身處的時代背景是國共內戰愈益劇烈,國家金融紊亂,以及國民政府為日後行憲預先進行改組事宜。事變發生之後,軍政機關指出此為「奸黨」(共產黨)煽惑導致,遂成為蔣處理之基調。事件爆發五天之間,陳儀向蔣陳述的臺變並不嚴重,然蔣認定事變和共產黨有關,其要面對的假想敵是能在整個中國大陸和其分庭抗禮的強大勢力,故決定應陳儀所請,派遣軍隊返臺防備、待機肅奸。      蔣中正在決定派兵(5日)到軍隊抵臺(9日)之間所獲得的資訊,是臺灣局勢愈趨緊張。雖今日研究已明確呈現臺灣共產黨對二二八事件影響甚小,但軍政機構告訴蔣的情報卻導向「奸黨」熒惑不滿政府的人民去暴動的一面。蔣雖知事發因素之一在行政缺失,但事變已因「奸黨」作用脫序失控,故其深信非派兵難以解決問題;調動軍隊之目的並由防備、肅奸轉為積極平變。      至於何以在反對派兵的輿論之下,蔣中正仍執意派兵?筆者論證當時反對派兵的種種言論,受限於國民政府體制運作,在事件初期能令蔣聞知的並不多,蔣實難以掌握事件初期的各種資訊。由於蔣當時身處權力頂峰,民間資訊難以「上達天聽」,當時蔣的資訊來源最主要乃為陳儀、情治單位等軍政人員。蔣在大部分只能接受到「一面之詞」的情況下,以為事件起於「奸黨煽惑」;為免情勢更加危急,乃做出派兵赴臺的決定。      分析蔣中正在二二八事件中期獲得的資訊,反對派兵來臺之言論,於此時已可為蔣聞知,然支持鎮壓臺變的說法仍不斷鼓動著蔣。觀蔣之言行舉措,可發現蔣因資訊呈現的說法分歧,而視事件有「兩重性」。其第一重性質為「奸黨煽惑」導致暴亂,第二重為臺民欲改革省政。事件所以擴大,在於「奸黨」煽動(第一重)不滿省政的臺民(第二重),致使變亂波及全省,一發不可收拾。蔣氏有此認知,相關措置便無法僅從改革省政下手(處理第二重),派兵鎮壓「奸黨」及至其後的綏靖、清鄉(處理第一重),乃隨之而來。蔣並不能如今日的研究者,深曉臺灣的共產黨勢力極小,影響力有限;其身處的時代促使他必須要對共產黨提高警覺,嚴厲處置。雖有少量的資訊呈現臺灣行政失當,但相較於「奸黨煽惑」導致暴亂的資訊,微不足道。      現今沒有任何直接證據可以證明蔣中正暗中指使「屠殺」。對於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陳儀撤職案,蔣不予處理,應非為袒護陳儀,而是要他辦理善後事宜。蔣日後再度起用陳儀,有其私人、時代考量,不過在二二八事件過後的確予以撤職懲戒。而擢升彭孟緝及其他相關軍政人員,從蔣認定的「奸黨煽惑」暴亂脈絡看來,彭氏等鎮壓共黨有功,故耳。至於軍政人員「屠殺」臺民的訊息,多是以對「奸黨」的鎮壓行動呈現;針對臺灣民眾被「屠殺」的直接信息,蔣知道的並不多。又其深為共黨製造假情報所困擾,乃視這些「屠殺」消息為共黨「宣傳威脅之慣技」,遂未予重視。      蔣當時面對的是整個中國紛亂的局勢,非如研究者得以較充裕的時間蒐羅事件相關史料,整理排比、沉潛熟慮後對事件做出評斷。其當時只能依較可掌握的情報(陳儀、中統局等相關軍政人員提供之資訊),在有限時間內做出決策;此決策受歷史環境及蔣性格影響,深陷於國共內戰框架之中。二二八悲劇,便在這種蔣中正難以突破的限制之中上演。 -- 電子全文網址: http://www.cetd.com.tw/ec/thesisDetail.aspx?etdun=U0001-2107200912262700&position=1&key=%e8%94%a3%e4%b8%ad%e6%ad%a3%e8%88%87%e4%ba%8c%e4%ba%8c%e5%85%ab&p1=0&p20=1&p21=0&p22=0&p23=0&p3=%e5%85%a8%e9%83%a8&p40=0&p41=0&p5=%e4%b8%8d%e9%99%90&p6=15&kind=searchresult&c1=&c2=&c3=&n1=&n2=&n3=&frombrow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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