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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心得-胡漢民與約法之爭

--   陳紅民先生於南京大學歷史系獲得博士學位(2000年),1985年起,任南京大學歷史系助教(1985年)、講師(1987年)、副教授(1992年)、教授(1998年)、博士研究生導師(2001年)。2000年起,任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教授兼副主任。2006年3月至今任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授。胡漢民研究是其碩士論文,亦為其現今研究重點。 -   陳紅民先生於1995、1996年間獲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資助,至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善本室閱覽《胡漢民往來函電稿》,深知《函電稿》的重要性,乃撰寫〈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胡漢民往來函電稿價值芻議〉一文。《函電稿》原來的擁有者是胡漢民的獨生女胡木蘭,在哈佛燕京圖書館館長吳文津大力建議下,其於60年代末將這批資料捐予燕京圖書館;受限於捐贈者和圖書館的協議,此資料長時間被鎖在保險櫃中不向外開放。至90年代,少數學者在館方同意後,才可以入內閱讀部份內容。由於館方禁止拍照或複印,除了陳紅民先生,沒有學者通讀過這些《函電稿》。《函電稿》收錄1931—1935年間胡漢民和各方往來的信函或電報二千五百多件(通),初步裱貼裝成41冊。中國30年代初期許多名人的信札包含其中,價值連城。其中內容豐富,勾勒「約法之爭」後中國反蔣全圖;史料確鑿,足以撥開許多歷史謎團。胡漢民交友廣泛,《函電稿》呈現一幅中國要人間複雜的人際網路,提供研究當時人際網路的重要個案。函電稿的價值可知。然而,閱讀函電稿有其困難。一來筆跡潦草,難以辨認;一來有些函電並不完整,無收件人抬頭及發件人落款、日期;一來所有函電均無標點。不過這些都不是最大的困難。閱讀《函電稿》最大的難處在於函電中將許多人物、國家以代號替換。若不了解代號的意思,讀《函電稿》宛如讀難以讀通的天書。陳紅民先生「利用各種可能的線索,開足想像力,苦思冥想」,終於破譯了絕大多數的代號。如「爵」、「爵紳」、「紳士」、「紳」是指陳濟棠,因陳濟棠自伯南,南與「男」諧音,而「伯」、「男」均為古代爵位之一種,故可稱「爵」,有爵位者自是「紳士」,簡稱為「紳」。如「門」、「門神」、「阿門」是指蔣中正,語出《水滸傳》「魯智深醉打蔣門神」。如「不孤」、「不」是指李宗仁,因李氏字德鄰,「不孤」取自《論語》的「德不孤,必有鄰」,而「不」是「不孤」的簡稱。又如「三藏」是指唐紹儀,因其姓唐。再如「屐」、「屐國」、「矮」、「矮子」、「太陽系」是指日本,因穿木屐是日人特色,而身材不高是其身體特徵,至於「太陽系」當源於日本國旗。陳紅民歸納人物代號來源有六類。一為取自人物原名、字或號的諧音;二為由歷史上同姓或同名者的字號演變來;三為借用典故或文學名著中的人物;四為依據某些人物、國家的特徵;五為由人物的名或字、號加上一定的推展;六為代號顯出廣東地方特色。使用代號的原因,陳紅民推論有三。一為保密;二為宣洩情緒;三為當時文人的習氣。   陳紅民先生在研究胡漢民的過程中,時常會遇到一些難解的問題,剛巧胡漢民在30年代初期的重要祕書王養沖仍在世,便成為陳氏進行口述歷史的好對象,乃有〈秘書眼中的胡漢民──王養沖教授訪談錄〉一文。王養沖任胡漢民秘書多年,多數胡漢民寄出去的信件由他起草,其見證了許多重大歷史事件。陳紅民將其研究遇到的問題,就教於王氏。陳氏所提問題甚多,今不一一詳述,略舉似乎和主流說法不同的一例如下。陳紅民問到,胡漢民在南京時有一段口號「黨外無黨,黨內無派」,南下後他卻自成一派,這是否前後矛盾?王養沖答道:「對這句話的理解有誤。胡先生要求的只是國民黨的操守,不能參加國民黨之外再加入別的政黨,反對跨黨分子,這不是針對其他黨的,更不是限制其他黨的成立與發展。」從王氏的回答,可知學界過去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這句話都理解錯了。隨著陳紅民先生研究的精進,發現王養沖先生口述有些錯誤,乃有後來的〈〈國民黨元老胡漢民秘書王養沖教授訪談錄〉補正——兼談如何提高“口述歷史”的史料價值〉一文。   陳紅民研究胡漢民,自然關注於胡漢民作為主角的「約法之爭」,乃有〈胡漢民•西南政權與廣東實力派(1932—1936)〉、〈“約法之爭”的兩個問題〉、〈在朝與在野:1932—36年胡漢民與蔣介石之關係〉等論文,見解新穎獨到,對於國民黨內派系鬥爭,有深刻的分析。限於篇幅,在此不一一摘要。 -- 心得感想   過去讀到國民黨內連綿不絕的派系鬥爭之時,總是不解何以國家受內憂外患壓迫之際,政客之間仍會互相鬥得死去活來。今年(2007)筆者參加近史所辦的近代史研習營,曾私下對陳紅民先生請教這個問題,以當時時間不足未獲完滿解答。不過,陳先生的胡漢民研究論文,提供筆者解決這個問題很好的切入點。藉由筆者自行研讀陳氏論文,大致獲得初步答案。   原因似乎很簡單,在政客腦海之中,國家利益和切身利益似乎切身利益更為重要。國家利益雖然在當時民族主義風起雲湧之際提升了其重要性,但終究是虛幻的,而關乎自身的權力、地位、金錢卻是時時感知得到的。如王養沖提到孫科「自從去南京當鐵道部長後,局面大了,更要創大業。胡漢民、汪精衛走後,他的地位迅速上升,更不會再回廣州。」明顯點出政客對權力的渴慕。再說,當時國家利益為何?也是各說各話。蔣中正、汪精衛認為「攘外必先安內」為當前國家最高利益;胡漢民則認為立刻抗日為國家最高利益。政客行動時,往往會將其作為合理化,其也許心中對其主義滿不在乎,但也有可能以其合理化的主義說服自己,呈現內外一致的表向。如汪精衛的叛國,他在做這件事的時候,必定在內心將其舉動合理化,並說服自己,此後說服別人和他一起行動;說汪精衛自願當賣國賊,這句話十足是後見之明。可知過去筆者認為國民黨內派系鬥爭忽視國家利益,其實也是後見之明。當時政客誰能確知國家利益在哪裡?他們自己認為自己的舉措就是符合國家利益的最佳行動。   陳紅民先生的論文也提醒筆者史料的重要性。近代史研究,隨著檔案的不斷開放,有許多新的議題、取向可以入手,也可以對過去研究重新進行解釋。「口述歷史」也是近代史研究十分重要的一環,可以補足文獻史料的不足。陳紅民先生所以對胡漢民研究有所成就,除了其聰明才智及辛勤耕耘之外,看到他人沒看到的史料恐怕是一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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