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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心得-孫文與二十一條款

  楊天石〈孫中山與民國初年的輪船招商局借款〉指出,在武昌革命這突然的勝利之後,革命黨人面臨建立政權、興師北伐等任務,此皆急需龐大經費。革命黨人原寄望孫中山會帶鉅款歸國,上海記者問孫中山帶回多少錢支援革命軍,未料孫中山答道:「予不名一錢也,所帶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精神」固然可以鼓舞士氣,卻無法解決實際問題,財政困境成為革命黨人的重大難題。   武昌革命前後,革命黨人的活動經費主要來源有二,一為募捐,發行債券;二為向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或私人借貸。革命成功,募款費時,公債所獲甚少,乃致力於第二種方法,遂有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之議,以及輪船招商局之抵押貸款談判。輪船招商局貸款遭到大部分董事反對,黃興與軍界施加壓力,指稱阻撓者為「民國公敵」,準備以武力解決。面對身家安全,招商局主事人員的策略是「拖」,藉口重大決議要召開股東大會,而股東遠在各地,召集費時。最後股東大會終於在1912年2月1日在上海召開,與會者僅佔全部股東擁有股數的十分之一,且大多數持反對態度,甚至有股東威脅主事者稱:「倘貴議董、局董擅自定議,尚勇等當以洋槍、炸彈對待,不共戴天!何人居住何處,均已訪查明白。特此預告,凜之戒之!」面對招商局董事股東們的合法抵制,孫中山不可能真以武力解決問題。但孫中山與日本的談判並未中止,日本極欲藉此機會壯大長江航運事業。2月6日,孫中山、黃興與日人簽訂《契約書》草案,規定以招商局財產作抵,借日金1000萬元等。為了化解矛盾,爭取支持,孫中山向招商局強調此借款絕對不會犧牲招商局任何權益;但爭議仍未平息,革命黨資金仍無法到手。面對袁世凱的強大壓力,孫中山當時的計畫是一面與袁氏議和,一面籌措經費,謀畫再舉。2月11日凌晨,孫中山仍為這1000萬日幣借款向日人接洽。同日,孫中山致譚人鳳云:「目下籌集軍費,最為第一要著。」可見此時孫中山還是準備打仗的。然而,孫中山得不到日人借款的任何回應,其對短期內獲得借款絕望,不得不接受議和。2月12日,清政府宣佈溥儀退位。13日,孫中山向臨時參議院提出辭職咨文。15日,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第二任臨時大總統。   楊天石指出,一個政權要運作,必須要有足夠的經費;一個軍事戰役的發動,也必須要有足夠的軍餉和武器。此問題不解決,任何英雄都無法在政治舞台上導演出有聲有色的活劇來。不幸的是,孫中山和南京臨時政府就碰上這個問題。俗語云:「一錢逼倒英雄漢」,就是如此。 -   洪聖斐的論文和楊天石的主題有相似之處,都著墨於孫中山的資金來源問題。筆者閱讀其書《孫文與三井財閥》第四章第五節之〈三井借款條件落空與「二十一條款」〉,內容指出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以及將中國東北劃為日本勢力範圍,是日本朝野各界大體認同的國家利益,辛亥革命期間日本透過三井等財閥向南京臨時政府提供借款,便是為了獲取這些利益。日本這些活動,一度為南京臨時政府同意,卻在英國主導南北議和之後不了了之。日本朝野不甘心,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列強勢力退出中國之際,提出「二十一條款」,企圖以強硬的手段奪取辛亥革命時南京政府已同意卻遭破壞的種種條件。考察「二十一條款」內容,除了第一號和第四號之外,第二號有關中國東北,第三號有關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之要求,均是當年辛亥革命時孫中山允諾日人而中途變卦的條件。   更駭人聽聞的,是孫中山在袁世凱與日本就「二十一條款」周旋之際,向日本外務省提出「中日盟約」,其中條文精神與袁氏所最不能接受之第五號要求近似。「中日盟約」為1915年2月5日孫中山與三井財閥出身,曾任滿鐵理事犬塚信太郎和滿鐵職員山田純三郎於東京簽訂。此盟約原不見於世,二戰後盟軍總部美國官員在日本外務省檔案局卷宗中,發現一封孫中山於1915年3月14日致外務省政務局長小池張造的信函,信中便載有此盟約。「中日盟約」第二條似「二十一條款」第五號第四條,要求中國海陸軍必須採用日式武器;「中日盟約」第三、四條似「二十一條款」第五號第一條,要求中國聘用日本軍事、政治顧問;「中日盟約」第六條似「二十一條款」第五號第六條,要求中國須借用日資進行投資活動。皆大大傷害了中國國家主權。   要之,「二十一條款」雖是日本大隈重信內閣向袁世凱提出之要求,孫中山卻無論如何脫不了關係。 -   孫文這位「國父」究竟是怎樣的人,其實際形象究竟為何?過去臺灣歷史著作、國高中教科書往往把孫中山描寫成雄才大略、努力不懈、深謀遠慮的革命家;但過去所看到的「完人」形象,似乎是不可能存在的,除非他不是人。   一些關於孫文的論文,已漸漸對打破其完人形象。如王克文所著之〈孫中山、汪精衛與三次廣州政權〉,揭示孫中山廣州政權的本質,其實和當時中國的大小軍閥並無二致(雖王氏未明講),蘇聯軍官波帕夫上校(Col. Popoff)對孫有「一名舊式的軍閥,認為只有武力才能救國」的印象,孫中山且熱衷於軍閥政治,不斷行其「聯某排某之應行臨機變計」,在軍閥中縱橫捭闔,全失其原則。又如在王克文筆下,孫中山在廣州政權的舉措十足像個「政客」;孫氏所以推動「護法運動」,事實上是其為了抓住東山再起的機會,故其後北京恢復舊國會,孫氏無法可護,仍將此運動繼續下去。   以王克文看法補充這兩篇文章,似乎可以更深刻了解孫中山此人。可以看到,孫中山於民國元年為了維護其政權,除出賣招商局等商業團體的利益,更出賣國權,於1912年2月初和日本商定以租讓滿州為條件進行借款。 民國四年更為了和袁世凱進行政治鬥爭而和日本簽訂類似「二十一條款」第五號之「中日盟約」。對照袁世凱政府和日本政府力爭修改條款,至少在此事件之上,孰為愛國者,孰為賣國賊,一目暸然。   此外,過去研究者認為孫中山所以願意讓位給袁世凱,是因為其具有民主觀念,對於名位權力並不計較;楊天石的文章修正了這個看法,孫中山其實在辭職前2天,仍想以戰爭手段解決袁世凱,奈何經費無著,只得被迫下臺。   如是說來,孫文這個「國父」過失、缺點真是不少,那麼,何以他其後會成為「國父」以及「偉大的革命先行者」,甚至成為「完人」呢?孫文晚年的機運應是關鍵。聯俄容共政策之後,其培育的勢力在其身死之後得以統一全國,成為主流集團,此主流集團包括國民黨及共產黨,都是長期統治中國的政權,乃可以掌握歷史書寫權,將孫文事蹟永存史冊。此應為孫文所以留名青史的真正原因。   附檔:孫文和日本簽署的中日盟約(資料來源:洪聖斐《孫文與三井財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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