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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錄:唐啟華<中國對“二十一條”的抵制>

中國對“二十一條”的抵制 —兼論外交史中的“神話”與“史實” 唐啟華 - 一、前言   外交史是中國近代史研究中重要的一部份,但受政治環境影響很深,學術性較弱。台海兩岸外交史研究因為多檔案對照研究仍相當不足,帶有很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甚至於連中國自身外交檔案的公開與使用都不夠,外交史研究常只是政治宣傳的代名詞。因此,到目前為止的中國外交史論述,基本上仍是為民族國家甚或特定政黨服務的國族史的一環,主要作用在於激發國民的愛國主義。數十年來,許多政治宣傳經由教科書不斷複製,早已深入人心,形同一套神話。   然而,外交史研究的一些特色,有可能在未來數年對中國近代史研究有突破。諸如外交史研究必定牽涉到兩個以上的國家,使用多國檔案常會對一國觀點,甚至一黨觀點產生衝擊。又如外交史也必然注重中央政府,運用北洋外交檔案的外交史研究,常會對以廣州為正統的“革命史范式”產生衝擊。當革命黨批判北洋賣國時,外國檔案卻顯示北洋政府之維護國權不遺餘力,當革命黨批判北洋外交官軟弱時,外國檔案卻顯示中國外交官的頑強與高素質,常可以激發不同的歷史想像。加以藏於台北南港中研院近史所的《外交檔案》的開放,尤其是其中北洋政府部分,近十多年來被大量運用,北洋外交研究已逐漸由點的突破,累積可觀的成果,從一點一滴修正過去錯誤,重建史實,到了可能會有全面的突破的時候了。這些研究成果對民國史的既定論述,已有全面對話與修正的可能。   本文以中國對“二十一條”的抵制為例,檢討袁世凱與張作霖被宣傳為“竊國大盜”與“日本走狗”的宣傳與實際,試圖與近代中國外交史中的詮釋范式對話,並扣緊本次會議主題,討論外交史研究中的基調(神話)與變奏(史實)問題。 - 二、袁世凱與中日“二十一條”交涉   “二十一條”在中國惡名昭彰,早已成為日本侵華野心,企圖將中國納為保護國的象徵,常被用以激發反日民族主義。此案伴隨著袁世凱為遂行帝制,以接受“二十一條”換取日本支持的說法,用以證明“帝國主義”與“竊國大盜”互相勾結,喪權辱國莫此為甚,因而要“反帝反軍閥”。然而,此種宣傳與外交史研究成果相去甚遠。   1915年中日二十一條交涉時,中國民間盛傳日本對華提出如1905年《韓日議定書》之內容,欲將中國置於日韓合併前之地位。此說並非空穴來風,1914年8月21日,日本新任駐華公使日置益於到任時,即因大阪《朝日新聞》刊登他帶著有如《日韓議定書》之內容的要求,要跟中國開始交涉的消息,因而引起中國方面的高度戒心。 事實上,此報導確有所本,與陸軍方面的要求案很類似。而日本民間的強硬論者,譬如黑龍會的內田良平向小池政務局長所提出意見書中的《國防協定私案》,內容更加嚴酷,簡直要把中國變成日本的屬國。   當“二十一條”的內容全部披露後,中國舉國震動,認為將蹈朝鮮的覆轍而亡國之說,甚囂塵上。 三月,商界對日杯葛,散發於全國的傳單和報刊論說,皆敘述朝鮮的悲慘情況,說明中國將成為第二個朝鮮,促使人民發奮。而且,對於日本的要求說成是亡國的條款。 在美國的《中國學生月刊》(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3月號,有文章指出:中國應學比利時的抵抗外敵入侵,而不應學朝鮮的屈服。 5月9日,北京總商會通電全國各省商會,痛陳此次日本提出的要求,與日本昔年向朝鮮提出的要求相仿。朝鮮接受後,不旋踵即為日本所滅,要求全國“勿忘國恥”。   中日交涉過程,依據檔案所見,中國極力抗拒。 1915年1月18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向中國政府提出“二十一條”要求。雙方以此為基礎,自2月2日展開談判,經二十餘次會議討論,對日本提出各款要求均已大致商議,中國始終堅持以尊重中外成約、不損及中國領土主權完整、不違反門戶開放與機會均等為原則進行談判,對各款要求再三辯駁。日本乃於4月17日第24次會議後決定暫時中止談判,20日舉行閣議,決定提出最後讓步案,於雙方爭執最烈之第二號關於日人雜居權、土地所有權、農耕權、司法管轄權等均參酌中國意見而有所讓步,日本優越地位亦予刪除,第三號漢冶萍公司獨佔礦權一款亦予以撤回,第四號沿岸不割讓同意由中國自行宣言,惟仍堅持東部內蒙古問題需另以其他方式約訂,第五號除警察一款已經撤回外,其餘六款亦堅持至少須採取以雙方在議事錄上簽字約定方式通過,此外亦提出歸還膠澳具體辦法,希望以此誘使中國接受修正案。日置益於26日進行第25次會議時,向外交總長陸徵祥提交日本最後讓步案二十四款,並提示歸還膠澳辦法,希望中國盡快接受。陸徵祥詳細閱讀二遍後,仍針對東部內蒙古、漢冶萍公司、以及第五號各款表示無法同意,僅承諾於30日提出答覆。第五號則除同意福建採換文形式約定外,其餘五款悉數刪除。5月1日,中國提出新修正案,日本不滿,決心提出最後通牒,經元老閣員會議,御前會議,決定將第五號要求除福建一款外悉數撤回,以此為日本政府最後立場。日置益於7日將最後通牒及附屬說明書七款致送陸徵祥,要求中國須於原則上完全接受4月26日日本最後最後修正案內容中第一至四號,及第五號福建不割讓條款,並限令於9日下午6時以前答覆,否則將執行必要之手段。同時附加七款說明書,表示對於福建不割讓、南滿土地權、東部內蒙古事項、以及漢冶萍公司等條文,可酌情採用中國5月1日修正案內容,9日中國被迫接受。   此後,雙方即分別準備簽約事宜,在條約文字內容上有不少折衝。《中日民四條約》於1915年5月25日在北京外交部簽署。6月8日,中國駐日公使陸宗輿與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在東京換約。由“二十一條”原案與《中日民四條約》約文比較,可知中國完全接受者僅第一號總綱及第一款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權利一條,其餘各款或由日本自行撤回,或改以換文方式約定,或將原案修正語氣、限制範圍,中國雖於南滿、東蒙部分損失甚多,然迫使日本將於中國主權損害最重之第五號條文除福建一款外全數撤回,使中國損失相較於原案已盡可能減至最低程度。   對袁世凱在二十一條交涉時表現的評價,及其與帝制關係的論述,有一個變化的歷程。對袁氏的外交表現,英國學者評價頗高,認為完全壓倒日本外相加藤高明, 戚世皓也有相似看法。 至於袁氏接受日本條件換取日本支持實行帝制之說,雖經革命黨人不斷宣揚, 但早有人質疑之。 更有學者指出袁氏施行帝制失敗之主因,就是因為日本政府決心“倒袁”。   最足以表現對袁氏評價變化的,莫過於王芸生之《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王芸生在1933年,對袁世凱在“二十一條”交涉中的評價是:「綜觀二十一條交涉之始末經過,今以事後之明論之,中國方面可謂錯誤甚少。若袁世凱之果決,陸徵祥之磋磨,曹汝霖陸宗輿之機變,蔡廷幹顧維鈞等之活動,皆前此歷次對外交涉所少見者。」又稱「及二十一條要求提出,中國政府乃聚精會神以應付。自茲以往,中國外交政策頗為正確,在技術上亦多可取之處。」 蔣廷黻的書評中亦稱:「關於二十一條的交涉,袁世凱、曹汝霖、陸宗輿諸人都是愛國者,並且在當時形勢之下,他們的外交已做到盡頭。」 可見到1930年代,學界對袁世凱外交尚能公允待之。   但是隨著黨化教育的深化,國共皆不斷醜化袁世凱。數十年下來,袁氏“竊國大盜”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王芸生同書之1980年新版及2005年之八卷本,對袁氏的評價就大不相同。劉大年在書末之讀後記云:“舊著上有的地方議論陳舊,如說袁世凱在二十一條交涉中指導頗為正確;對當事人留下的紀錄,如《總統密諭》、曹汝霖致陸宗輿書等,不加批評,過份相信,這自然是著者所處的時代、環境留下的烙印。” 而王芸生在新版中,對袁氏外交評價改為:“自歐戰之起以迄青島之陷,除陸宗輿迭電警告外,北京政府主政諸人直無知大禍之將臨者,此殆過信“交換利益”之小術故也。…民四條約簽訂之後,善後之籌議,亦頗精密。…乃未幾袁世凱竟帝制自為,隳國民方新之氣,重啟內亂外侮之機,國事乃不堪問。袁世凱之所以為袁世凱,終以竊國大盜終其身也。“ 從1930年代到現在,超過一甲子的政治宣傳,使惡名昭彰的“二十一條”與袁世凱之為稱帝而賣國相連結。早年強調日本侵略中國,提出亡國之“二十一條要求”,並以最後通牒方式逼迫中國接受,即所謂“五七國恥”;逐漸改為強調袁世凱為了實行帝制,屈服日本要求,即所謂“五九國恥”。 - 三、所謂“二十一條”名稱問題   到目前為止,中國學界及一般民眾對1915年中日“二十一條”交涉及所訂條約之名稱仍不明確,並有許多誤解與神話,在進行學術討論之前,有必要先作釐清。在中國,“二十一條”早已成為反帝廢約運動的宣傳重點,一般人常將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要求”與交涉之後簽訂的《中日民四條約》混淆,常以為“二十一條”就是條約名稱。在華盛頓會議之後,山東問題基本解決後,日本也宣布放棄三條權利,剩下未解決的部分條約與換文,仍然統稱為“二十一條”,到1923年國會還是要求取消“二十一條”。因此所謂“二十一條”之定義到底如何?其間內容的變化如何?有必要先弄清楚。   “二十一條”嚴格來講,指的是1915年1月18日,日本駐華公使向中華民國政府提出的日方要求。中日雙方以此為基礎,自2月2日展開激烈辯爭,到5月9日中國迫於情勢,接受最後通牒後。最後,中日於25日在北京簽署:《關於山東省之條約》、《關於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之條約》等兩條約,及十三件換文。 當時北京政府外交部對該二條約及十三換文,使用之正式名稱為《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中日兩國政府所訂之條約及換文》。 簡稱《一九一五年中日協定》 或《一九一五年中日條約及換文》。 日本稱之為《大正四年日中條約及換文》。 又有學者總稱之為《中日北京條約》或《中日民四條約》。 准此,嚴謹之學術用語,應為《民國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締結之中日條約及換文》或《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中日兩國政府所訂之條約及換文》,可簡稱為《中日民四條約及換文》、《一九一五年中日條約及換文》,或可再簡稱為《一九一五年中日協定》、《中日民四條約》或《中日北京條約》等名稱。(本文使用《中日民四條約》或簡稱《民四條約》)   “二十一條”一詞,也充滿政治宣傳意味。長久以來中國朝野一直對“二十一條”要求與《中日民四條約》不加區分的混用。隱含日本對中國提出亡國要求,並以最後通牒逼迫中國接受,加以袁世凱為了稱帝,簽訂此賣國條約,因而認為“二十一條”要求與《中日民四條約》同義。五四運動期間,就有“取消二十一款條約”之標語, 此後“取消二十一款條約”、“廢除二十一條”等口號不斷宣傳複製,成為反帝廢約運動重要的目標。八十多年來,“二十一條”一詞早就眾口鑠金、積非成是,在“國恥史”與北洋軍閥“賣國史”上有不可動搖的重要地位。   事實上,早在中日交涉當時,許多國人不明瞭交涉真相,就常以“二十一條”指涉《中日民四條約》,民間常用“廢除二十一條”、“廢止二十一條”等名稱。 即使北京外交部也混用之,早在1919年巴黎和會,王正廷就使用“廢除二十一款”及“廢除二十一條”之名。 可見在1920年前後,以“二十一條”、“二十一款條約”指稱《中日民四條約》,已是約定成俗的用法。   華盛頓會議時,日本代表幣原喜重郎於1922年2月2日,就強調:「《1915年之條約及換文》,每多謂為“二十一條要求”,實與事實不合,且屬極大之舛誤。照此名詞,皆以為日本力持原來之全部提案及中國接受其全部。實則日本之第一次提案中,除第五項外,尚有數條,業經完全取消,或大加修改,以應中國政府意願,然後草就最後提案,交與中國而請其承受。」   但是中國朝野依然故我,1923年國會議決取消《民四條約》時,議員們在議案中大量使用“二十一條”、《二十一條各條約換文》、《中日協約二十一條》、《二十一條各條約換文》、《二十一條各約》之名。 外交部內部說帖也有云:「《民國四年中日條約及換文》(亦稱二十一條)」者。 外交部與駐外使節聯繫時,亦如此用。   到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二十一條”與《中日民四條約》已無法區分。在王卓然、劉達人主編《外交大辭典》中,兩者幾乎混同。 因此,1932年《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稱:“中國人民,無論其為官吏或平民,均深信『二十一條』一詞實際上與『一九一五年條約與換文』同義。”   經過數十年來報章雜誌、教科書,甚至學術專著的以訛傳訛,今日一般人觀念混沌不清。七、八年前,大陸學者就為此問題,有過筆戰。北京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張振昆指出:“二十一條是《民四條約》的緣起,而《民四條約》是二十一條的結局”。並強調其實在交涉過程中,日本條件受中國頑抗,最後簽訂的條約“有所減緩”。八十多年來,有人用“二十一條條約”指稱《民四條約》, 用詞不嚴謹。但“二十一條”絕非條約名稱。 另一學者則列舉許多史學著作,使用“二十一條”作為條約名稱,強調“二十一條”是條約,「這是目前正在發行的不少著作的共識。」 張振昆再撰一文指出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中國提出之“二十一條要求”不是條約。5月25日中日簽訂的是《關於山東省之條約》4條,及附屬換文2項;《關於南滿州及東部內蒙古之條約》條,及附屬換文11項;總稱《民四條約》。 這個筆戰,反映了大陸學界對“二十一條”觀念之模糊。 - 四、《中日民四條約》的內容   中國方面對“二十一條”與《中日民四條約》不太區分,而《中日民四條約》一詞之意涵也幾經變遷,陸續有部分被新約取代,或是日本自行宣佈放棄,是則所謂“二十一條”一詞指涉的內容,經過多次演變,不宜含混待之。   《中日民四條約》在1915年5月25日簽訂時,包括兩個條約及十三件換文。即《關於山東省之條約》及附屬換文2件:〈關於山東事項之換文〉、〈關於山東開埠事項之換文〉。《關於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之條約》,及附屬換文8件:〈關於旅大南滿安奉期限之換文〉、〈關於東部內蒙古開埠事項之換文〉、〈關於南滿洲開礦事項之換文〉、〈關於南滿洲東部內蒙古鐵路課稅事項之換文〉、〈關於南滿洲聘用顧問事項之換文〉、〈關於南滿洲商租解釋換文〉、〈關於南滿洲東部內蒙古接洽警察法令課稅之換文〉、〈關於南滿洲東部內蒙古條約第二至第五條延期實行之換文〉。另外有〈關於漢冶萍事項之換文〉、〈關於福建事項之換文〉、〈關於交還膠澳之換文〉等三件換文。   1922年2月華盛頓會議中,中日簽訂《解決山東懸案條約》,於是《關於山東省之條約》及〈關於交還膠澳之換文〉被新約取代。 另外,日本代表幣原聲明放棄:〈關於南滿洲東部內蒙古鐵路課稅事項之換文〉、〈關於南滿洲聘用顧問事項之換文〉及“二十一條”第五號「日後商協」之權利。但對南滿東蒙問題,日本視為關鍵利益,堅持條約有效,並全力阻止在會議中提出,美國也採取拖延手段,於是華盛頓會議並未討論。但是中國不肯承認,顧維鈞聲明:“中國代表團,保留在將來遇有一切適當時機,關於一九一五年條約與換文之未曾為日本政府明文放棄部分,有尋求解決之權。” 有人認為華會中,“以日本之聲明放棄及另案之解決,已將是項條約及換文,去其三分之二之效力,其餘三分之一,中國亦得有在適當機會謀適當解決之權利。”   於是,1922年之後所謂“二十一條”,指的主要是《關於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之條約》及附屬換文。 但中國不願承認,國會於1923年議決廢止其餘各條,3月10日外交部照會日本,聲明:“所有民國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締結之中日條約及換文,除已經解決及已經貴國政府聲明放棄並撤回所有保留各項外,應即全部廢止,并希指定日期以便商酌旅大接收辦法,及關於民國四年中日條約及換文作廢後之各項問題。” 日本政府否認,14日照復:其餘各條“貴國政府欲將兩國間有效存在之條約及換文,任意廢棄,不但非所以謀中日兩國國民親善之道,且有背於國際通義,此日本政府斷難承認者也。” 於是,日本在滿蒙之利益遂成懸案,日本事實享有旅大租借地、南滿、安奉鐵道延期99年;日本國臣民在南滿東蒙之土地商租、自由往來、營業權。對於前者,中國莫可奈何。對於後者,中國朝野極力抵制,製造更多懸案與衝突,影響到“九一八事變”的發生。   對於中日有關滿蒙權益之爭執,1932年《國聯調查團報告書》說得很清楚: 1919年中日條約與換文,即所謂“二十一條”之結果也。此項爭執,多關係南滿及東部內蒙古,因除漢冶萍公司問題外,其他在1915年商訂之協定,非經代以新協定,即經日本自動放棄。在滿洲之爭執關於下列規定: (一) 關東租借地之日本所有期展至九十九年(1997); (二) 南滿及安奉鐵路之日本所有期延長九十九年(2002-2007); (三) 允准日本臣民在南滿內地,即在根據條約或其他開放與外人居住經商之地域以外者,有商租地畝之權; (四) 允准日本臣民在南滿內地有居住往來並經營工商業之權,及在東部內蒙古有參加中日合辦農業之權。   上項允准與讓與,日人有無法律權利享受,胥視一九一五年條約與換文之效力而定,而華人固繼續否認該約與換文有束縛彼等之力。中國人民,無論其為官吏或平民,均深信『二十一條』一詞實際上與『一九一五年條約與換文』同義,並以為中國之目的,應為解除該約之束縛;凡是種種,無論幾何專門之解釋與理由,不能稍移其志。…中國方面既堅持一九一五年之條約「根本無效」,故對於該約關於滿洲之規定,除情勢必要外,不予履行。…日人頗多怨言,…堅持該約關於滿洲之各項規定為有效,日本政府與人民,似屬一致。 是則“二十一條”之名稱與內容,實與中國人對《中日民四條約》之有效性認定與否,密切關連,不純粹是學術或法律問題。   如上述,無論是所謂“二十一條”或是《中日民四條約》,事實上主要都指滿蒙問題。中國中央政府與地方當局,對於日本在條約中取得之權益,均多方抵制,深恐日本國臣民在南滿東蒙取得特殊利益,“向來中國官吏在此兩區所感受行政上之困難、束縛、困苦之使之不能發生實效者,亦將增加矣。從前使高麗變成日本行省之領土制度,益將便於推廣矣。” 唯恐滿蒙將步朝鮮之後塵,成為日本的殖民地。 - 五、袁世凱對滿蒙權益的維護   1915年5月9日,袁世凱雖決心接受最後通牒,惟對於條約及換文之文字仍頗為謹慎,防止日本藉約文語意不明,對日本權利進行擴大解釋。二十一條第二號,有關南滿、東蒙,日本要求土地商租權、耕作權、雜居權等,中國始終堅持排除東蒙,將日人雜居權限於商埠。最後於1915年5月25日簽署之《關於南滿洲、東部內蒙古之條約》,三個月後(8月25日)實施。條約之主要條文如下: 第二條 日本國臣民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為蓋造商工業應用之房廠,或為經營農業,得商租其需用地畝。 第三條 日本國臣民得在南滿洲任便居住往來,並經營商工業等各項生意。 第四條 如有任本國臣民及中國人民,願在東內蒙古合辦農業及隨附工業時,中國政府可允准之。 第五條 前三條所載之日本國臣民,除須將照例所領之護照,向地方官註冊外,應服從中國警察法令及課稅。   對中國而言,權利方面的損失已成定局,乃積極謀求事後的補救,於是乎有賠償山東戰事損失要求的提出、《懲辦國賊條例》的頒佈、以及“滿蒙善後會議”的召開等,在相當範圍內盡量限制日本權利之一連串措施。由於條約中除《關於南滿、東蒙條約》及附屬換文外,皆為預約性質,中國善用極力爭取所得之三個月延期實施期間,確立東部內蒙古範圍,並預先規劃相關配套法令及措施,力圖將日本在南滿、東蒙所得權利盡可能限制於最小範圍。中日條約簽約完成後,袁世凱指示參政院於6月11、19兩日會議中討論制訂《懲辦國賊條例》事宜,並於6月22日正式公佈實施,規定“私與外國人訂立契約,損害本國之國家權利者,處賣國罪,死刑”。以法律規定赫阻人民與外國人訂立契約。   此外,袁世凱師法日俄戰爭後召開“會商東三省事宜會議”,盡可能限制日本繼承俄國在南滿洲權利之故智,指示外交部召開“中日滿蒙條約善後會議”, 於關係最深之商租地畝、任便居住往來營生、東蒙合辦農工業、日人服從中國警察法令及課稅等四款,於新約實施準備期三個月中積極謀求補救,在相當範圍內制訂法律或命令以限制日本權利。 “中日滿蒙條約善後會議”自6月24日至7月31日舉行,國務卿徐世昌指示外交部邀集相關部會共同討論新約實施準備事宜,並依據袁世凱意見,參酌奉天、吉林地方官意見,會後相關各部擬定〈商租地畝須知〉、〈租用土地登記規則〉、〈核辦日本臣民在南滿洲辦礦須知〉、〈護照註冊章程〉、〈中日合辦東部內蒙古農業及附隨工業規則〉、〈中日合辦東部內蒙古農業及附隨工業須知〉、〈南滿中日人民土地訴訟辦法〉等新訂規章,並整理南滿現行警察法令及稅課條文。至於難以明確界定範圍之日人在華雜居營生項目,則授權地方官自行決定實施辦法,努力於最大範圍內限制日本人民在華權利。   日本向中國所提出的二十一條要求,是對前此在中國已獲權益要求肯定,以及未獲權益的進一步擴張。日本原本期待中日新約的簽訂與實施能徹底解決中日現存問題,使日本在南滿、東蒙取得優越地位,得以穩定發展,但中國所籌擬之對策,使日本人不唯不能享受特權,反而處處受限。因日本始終不肯承認中國所發佈之相關法令,而日人又不斷來華,東三省地方官乃不得不另謀他法,自行訂定相關規則以限制日人權利,然以日本立場而言,中國所擬之警察法令與課稅須與日本協議後始為有效,因此在中國為限制日人以保障中國人民權利之法令與條例,在日本則視為中國無誠意履行新約之排日、不友好舉動,中日雙方各行其是,心結積久不化。中日間懸案難以解決,揆諸所以,袁世凱於幕後主其事之《懲辦國賊條例》與“中日滿蒙條約善後會議”實肇其端。   因此,日本雖視二十一條要求為解決中日懸案之必要手段,而事實上卻因此產生更多懸案。中日交涉結束後,中日條約及附屬換文所帶給日本的利益,除旅大租借地以及南滿、安奉兩鐵路歸還期限延長外,對於日本在華地位並無實質幫助,反而刺激中國民族主義對抗日本,日本移民並未因在東三省南部取得雜居權及土地租借權而大量增加,而絕大多數日本移民則仍受限於旅大租借地及南滿鐵路附屬地區內,未能如預期般在東三省商租土地、任便居住往來。 - 六、張作霖對《滿蒙條約》的抵制   “二十一條”交涉時期,時任27師師長的張作霖,強烈反對對日讓步。《滿蒙條約》簽訂後,張作霖建議各種抵制措施:1.關於南滿的範圍:張氏反對將遼西劃入南滿,建議日方若執意要將遼西劃入,必須同意接受奉省訂立的警察章程、課稅條例、商租規則、護照註冊章程、南滿辦礦須知、合辦農業及附隨工業規則等,上述規則和章程皆為二十一條簽訂後奉省當局所制定。另外,日本必須放棄在南滿洲的領事裁判權。2.關於土地商租權:張作霖主張通過各地官府來控制土地商租活動,還試圖在課稅方面採取措施,以防止土地流失到日本人手中。堅持商租契約的確立,必須報請中國地方官府立案,否則就無效的原則。3.限制日本設立領事館:張氏敦請北京政府,日本設領事分館之地,不得任意設置警所。對預設日本領事分館各縣之警察,先期整飭,建立完備之警政。在預設日本領事分館各縣,設置交涉員。 這些建議雖未成功,但已顯示張作霖對日方要求的不滿。   張作霖於1916年4月任奉天督軍兼省長,對日採取模稜兩可的態度,表面親日,胸中反日。 曾取締密謀“滿蒙獨立”的宗社黨,並以武力擊潰日本支持的蒙匪巴布札布。 1918年9月,張氏任東三省巡閱使,掌控東北軍政大權。   直皖戰爭之後,日本政府于1921年5月召開了所謂的“東方會議”,做出兩項決定,一個是《關於對滿蒙的政策》,重申了所謂滿蒙地區與日本有特殊關係,各國必須確認日本在滿蒙享有特殊地位和利益;只有在此前提下,日本才可與該地區有關的其他列強交往。一個是《關於對張作霖的態度》,決定通過張來維護滿蒙利益。 日本扶植張作霖,主要目的在於維護滿蒙的特殊地位。希望張氏專心致力於東三省之治安,不要進出中央,力圖確保與伸展日本在滿蒙之根基。   1923年廢除“二十一條”和收回旅大運動興起後,1月,張作霖向南滿鐵道公司總裁川村表示,他將鎮壓示威遊行。4月23日,張作霖召集屬下舉行奉天會議,通過決議:“為避免招致日本人的反感,不要積極力爭收回旅大,但另一方面,也不要過份激烈地反對目前的運動,以免引起國民的懷疑。”日本人認為,奉系當局對排日和收回利權運動,一方面予以適當地壓制,一方面又利用之,試圖從日本方面獲取某種讓步,以達到收回實利的目的。 事實上,張作霖認定《滿蒙條約》無效, 多次密令限制日本國臣民之居住權與營業權,對《滿蒙條約》多方抵制。 不斷以商租條約尚未議定為由,頒佈禁止日韓人商租土地之法令,命令各縣知事嚴重取締日韓人租用田房。   1924年5月,第二次直奉戰爭前夕,日本外務、陸軍、海軍、大藏四省共同協定了《對華政策綱領》。其中(三)滿蒙要確保帝國在該地域的地位和勢力的擴張,尤其要執行向北滿伸張勢力的方針,支持指導張氏,維持滿蒙秩序,有必要在自衛的場合,採取必要的措施。 1925年底郭松齡倒戈,張作霖情勢危急時,關東軍支持張氏,但提出許多確保與擴張滿蒙利益的條件,要求:(1)日本臣民在東三省和東部內蒙古,均享有商租權,即與當地居民一樣有居住和經營工商業權利;(2)間島地區行政權的移讓;(3)吉敦鐵路的延長,並與圖門江以東的朝鮮鐵路接軌和聯運;(4)洮昌道所屬各縣均准日本開設領事館;(5)以上四項的詳細實施辦法,另由中日外交機關共同協商決定。張氏迫於形式答應了,但事後後悔,不肯實行。指使省議會反對簽密約,搪塞日本。 據云張氏曾說過:“咱們絕對不能承認日本二十一條要求以內事項,以免讓東三省父老罵我張作霖是賣國賊。”   1926年底,張作霖在天津就任安國軍大元帥之後,日本就“滿蒙懸案”問題加緊同張交涉。(一)鐵路平行線問題,(二)徵收二五附加稅問題,(三)關於土地商租權和日本人、朝鮮人的居住及營業問題。張氏都不願意,雙方關係日益惡化。1927年6月,日本政府隨出兵山東後,召開如何對應中國情勢的“東方會議”,討論重點之一就是滿蒙經濟權益問題。當時認為主要困難在於: (一)在南滿洲鐵道公司附屬地、租借地以外沒有土地所有權; (二)商租權未解決; (三)交通機構沒有配全; (四)沒有確定一貫的滿蒙政策,並且在實踐這些政策方面,沒有採取堅定不變的行動。 外務省在會中提出《關於滿蒙政治形勢的安定及解決懸案問題》提,建議“藉此機會促使解決日中雙方在該地的經濟發展所需的諸懸案”,尤其是土地商租問題,把商租權當作“發展日僑經濟的極為重要的問題”,要在1928年解決。7月7日會議閉幕時,田中外相作了《對華政策綱領》的訓示八條,其中第六條:“滿蒙特別是東三省,在國防和國民的生存上有著重大的利害關係,所以我國不僅要予以特殊的考慮。而且在該地維持和平,發展經濟,使它成為國內外人安居的地方。對此,作為接壤鄰邦之我國,不能不感到特殊的責任。”第七條:“對於尊重我國在滿蒙之特殊地位,並認真採取安定該地政局措施的東三省實力派,帝國政府應予以適當的支持。”   東方會議後,田中先後派遣日本駐奉天總領事吉田茂、駐華公使芳澤謙吉和滿鐵總裁山本條太郎,對張作霖展開索取滿蒙權益的交涉。1927年7月11日,吉田茂向張作霖提出解決違反條約及其他各種懸案問題的要求。 因吉田之高壓,雙方關係緊張,引起東北人民排日。9月,芳澤又在北京對張作霖提出《滿蒙覺書》,引發東三省民眾抗議。 不久,田中任命山本條太郎為滿鐵社長,10月在北京與張會談,達成滿蒙五路諒解之《張‧山本協定》。田中希望張氏退出關外後,繼續談判加強擴大滿蒙權益之談判,進行滿蒙分離策略。但關東軍視張氏為日本在滿蒙權益之障礙,將之炸死。   總之,從1916年張作霖出任奉天督軍兼省長到1928年皇姑屯被炸,他對“二十一條”進行了力所能及的抵制,造成數百件滿蒙懸案, 除鐵路競爭線外,皆與《滿蒙條約》有關。由於張作霖始終不肯執行《關於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之條約》,通過省長或縣知事下達了一系列日本所謂“東北官憲排日法令”,使商租、雜居始終成為懸案。史家金毓黻云:“作霖之遭日人嫉恨也,由於對日交涉無所屈撓。民國四年,日本向我提二十一條,…許日人雜居及商租土地,則為東三省存亡所繫,日人嘗脅作霖履約,作霖不應,急飭地方官民不得以房地外賃,違者處以重辟。厥後日人屢以商租房地向民間嘗試,終無一人應者,由是二十一條等於廢紙矣”。 日本對張氏之漠視日本在滿蒙條約上之利益,稱之為“違反條約”, 或“漠視條約”, 無法容忍之。   張學良接掌東三省後,延續張作霖之政策,除建築滿鐵平行線外,屢頒禁止租售土地予外國人之命令與辦法,尤其加強對韓人的取締。關東軍認為中國漠視日本條約權益,侵犯日本條約利益,又不肯解決懸案,斷然發動“九一八事變”,希望藉成立滿洲國,一舉徹底解決滿蒙懸案。並不惜退出國聯,又壓迫中國承認滿洲國,乃致有中日戰爭之爆發。“珍珠港事變”後,1941年12月9日,《國民政府對日本宣戰布告》云:「茲特正式對日宣戰,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條約協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間之關係者,一律廢止。」1915年“二十一條”交涉以來之滿蒙問題,最終以戰爭手段解決。 - 七、基調與變奏—外交史中的「神話」與「史實」   “二十一條”雖被視為近代中國“國恥史”中的一大里程碑,但事實上中國始終抵制之。交涉期間,袁世凱就全力周旋,迫使日本以最後通牒威脅,並主動撤去危害最大的第五號,其餘各條也作了許多修改。簽署的《中日民四條約》,較諸“二十一條”原案,已打了很大的折扣。中國被迫簽約後,朝野又用各種方式抵制之,袁世凱擬定以法律手段限制日本條約權益的方針。此後,中央政府不斷在國際會議中,要求廢止該約。東北地方當局也用各種法令限制日本國臣民之商租權等條約權益。民間則進行反日宣傳,抵制日貨。結果日本被迫在華盛頓會議放棄山東權益等部分條文,只堅持滿蒙利益。但滿蒙利益也一直無法順利享有,只加增中日間更多的摩擦與懸案。中國朝野的不斷抵制,可說是北洋修約史的一個特色。   然而,在革命黨宣傳之下,數十年來“二十一條”的損害被誇大,袁世凱、張作霖都成了賣國媚日的國賊。事實上,與此基調不協調的變奏,數十年來不時出現,質疑定說。但因為政治環境的關係,都不能改變教科書的書寫,未能撼動基調的地位。1933年蔣廷黻在為王芸生寫書評時,就感慨的說:「局外人的評論外交最易不公不平,尤其在國事緊張的時候;更足證為中國的外交當局者不但對付外人難,對付國人尤難。」 數十年來,被革命黨宣傳的外交史中的冤假錯案,更是不知道有多少。但是寫進教科書的神話,成為考試標準答案數十年,學術研究想要翻案,更是難上加難。   然而,近年來基於檔案的外交史研究漸多,研究成果不斷的衝擊過去的基調,加以政治環境變遷,今日外交史中的基調捉襟見肘,“革命史范式”已搖搖欲墜。但是研究者會面臨顛覆既有研究范式時的複雜問題,也就是什麼是“史實”?外交史研究除了使用檔案史料,還原交涉事件真相外,最麻煩的是研究成果常與數十年來寫入教科書,早已成為國族神話、國民教育一部份的宣傳相違背。外交史家自信自己的研究成果,應該更接近史實,但是幾十年來,無數國民相信的神話,本身也是個史實,而且影響力更大。外交史家是否應堅持史實?數十年來的“神話”幻滅之後,會有什麼樣的後果?對外交史研究者說來,這種基調與變奏的關係,耐人尋味。   歷史到底是被現實政治需要而建構出來的?或是歷史學家發掘書寫出來的?為現實政治需要建構出來的歷史神話,長期影響到後代子孫對過去的理解,甚至於影響到後代歷史學家作研究時的基本敘事架構。當腦中有先入為主觀念時,對於選擇史料與研究題目時,會受到很大的制約。現實政治環境的影響亦然,制約了學術研究的自由。歷史神話建構後,由於獨佔話語霸權,遂一再在教科書中被重複敘述。直到檔案開放,政治環境改變,社會環境可容許不同的詮釋發聲,原來的神話之話語霸權鬆動,若有史家鑽研檔案,作學術研究,逐步挑戰神話,那麼歷史解釋或可由一元走向多元,學術自由空間可望逐漸拓寬。這時過去才能真正由政治回歸到歷史。筆者衷心的希望九十年前的“二十一條”交涉,能夠早日交卸政治宣傳的任務,回歸歷史研究的學術範疇。(下圖為袁世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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